楊斌《人海之間》：揭開古代中國與印度洋交往的神秘面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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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 : 口才大全
發布 : 09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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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中，海洋文明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對海洋中國的求索也貫穿海洋史敘事的始終。自秦漢起便有無數中國人，或一心求法，或互通商貿，或官方交流，頻繁往來于東海、南海，而印度洋更成為古代中國海洋探索的最遠處、最高峰。然而這一切，都在鄭和下西洋之后戛然而止。伴隨著近代中國的鎖國禁海與百年羸弱，我們與海洋世界漸行漸遠；曾經數以萬計中國人到訪過的印度洋，也最終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。那么，古代中國為何會“失去”印度洋？“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曾經到訪，但古代中國為何失去了印度洋”講座現場帶著這樣一個海洋史命題，香港城市大學楊斌教授撰寫了《人海之間：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》一書。作為有著二十年海洋史研究經歷的學者，楊斌跨越已成熱點的東海、南海，將筆觸直抵古代中國揚帆深海的最遠處——印度洋世界，憑借對一手文獻資料和現場出水文物的研究，采用“船、物、事、人”的簡明構架，以及學理與掌故相互交融的筆法，為讀者漸次揭開古代中國與印度洋交往的神秘面紗。9月16日，楊斌與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、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、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進行了對談分享，以“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曾經到訪，但古代中國為何失去了印度洋”為主題，為讀者開啟了一次跨越歷史與深海迷霧的尋蹤之旅，共同講述海洋中國的興起與湮滅、曲折與重生。緣起與主題：從陸地中國到海洋中國長久以來，古代中國都被視為陸上帝國，中國歷史也被表述為大陸歷史。然而，古代中國和現在一樣，東臨太平洋，南俯南海，有著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領土面積和3.2萬公里的海岸線，是名副其實的海洋國家，更是不容忽視的海洋大國。但在陸地中國與海洋中國之間，卻總是存在著難以兼容的認知落差，其中固然有近代中國積貧積弱、閉關鎖國的現實因素，卻也有大陸思維與農耕意識主導下的認知局限。尤其在海洋權益變得越發重要的今天，如何透過歷史的維度重述海洋中國敘事，便顯得尤為重要。這也是《人海之間》一書所要傳遞的重要理念，正如楊斌在序言中所說，書中的焦點在于古代中國的海洋活動，或者說海洋中國。《人海之間》書影與很多海洋史學者一樣，楊斌的海洋史研究也是從古代中國和東南亞的交流往來開始，但隨著研究的深入，他的視角從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，逐漸擴展為中國、東南亞與印度洋的三角關系。尤其是在撰寫《海貝與貝幣：鮮為人知的全球史》一書時，對于海貝流通過程的研究，讓楊斌確認了海洋亞洲的整體性，以及印度洋在古代中國海洋史論述中的重要性。提到海洋中國與海洋亞洲的整體性關系，李伯重指出，全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擺脫現代疆域概念，《人海之間》為此做了很好的示范，讓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地域、物產與人，但彼此之間卻有著深切的聯系。宋念申認為，《人海之間》打破了亞洲敘事中的唯陸地論，以及陸地與海洋視角的二元對立。周思成則將《人海之間》與美國學者托馬斯·愛爾森的《珍珠在蒙古帝國》加以比較，在認同兩者均超越內陸歐亞（或內亞）概念的同時，也指出了前者對于后者的重要補充，即在海貝或珍珠等“實物”之外，對于“虛幻”的文化傳播路徑的書寫。跨過東海、南海，我們為何失去了印度洋？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，中國人曾經踴躍參與亞洲海洋的開拓與交流，海洋中國也一度成為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中堅力量。在這段長達1500年的關于“古代中國—印度洋”的歷史敘事中，潛藏著一條“人海之間”的“人”的軌跡。在往來印度洋的中國人群落里，求法僧人最少，官方使者略勝，商人水手最多，分別對應文化、政治與經濟三重視角。除卻漢晉時期最早抵達的黃門使者，率先進入印度洋世界的多為西向求法的中國僧人。第一位往返印度且有名有姓的中國人是東晉的法顯和尚，他從長安出發，由陸路游遍印度諸國后，從斯里蘭卡乘船返回中國。已知第一個往返印度洋的中國人是唐代高僧義凈，他在外游歷求法二十四載，取得真經回歸東土。此后西去求法的僧人絡繹不絕，尤以唐代為盛，為古代中國與印度洋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貢獻。前往印度洋的中國商人則由北宋漸興，南宋為盛，元代因襲，明清寂滅。尤其茍安南方的南宋王朝，更是重視海洋之利，大力倡導海外貿易。中國海商往返印度洋與廣州、泉州之間，人數多則數千乃至上萬。民間貿易的發達，既可從泉州一號、南海Ⅰ號兩艘沉船的出水發現中管窺，也可從“兼通番漢書”的泉州巨富王元懋的行歷中知曉。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，中國的外交使節依托海船出訪，與印度洋諸國展開交流。這種官方主導的外交活動始于唐代，盛于元代，亦黑迷失、楊庭璧、楊樞等人均為其中代表。然而這一切都在鄭和下西洋后驟然弦斷，再無續音。鄭和下西洋的盛舉，尤其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細節，楊斌在書中做了專章論述。令人遺憾的是，以傾國之力宣威萬國，以政治私利操弄貿易，結果只能是一舉兩失，而后又矯枉過正宣布海禁，憑空割斷了與印度洋的聯系。在談到“失去印度洋”這一話題時，楊斌首先解釋了對于擁有與失去的理解。從排他性的角度講，我們從來沒有“擁有”過印度洋，又何談“失去”？這是因為我們曾經參與過印度洋的貿易交流，但后來割斷了這種聯系，所以無論從隱喻還是事實的角度講，我們都“失去”了印度洋。李伯重從貿易的數量變化這一角度出發，指出明代之前中國和印度洋的海貿限于奢侈品，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朝貢貿易得不償失，當然不能持久。宋念申進一步解釋說，歐洲人進入印度洋，以及太平洋、亞洲陸路貿易網絡的興起，讓中國失去了遠洋貿易的動力。周思成則認為，前近代化時期的印度洋為所有人“共有”，但在近代化的進程中，未能實現轉型的中國便只能“失去”印度洋了。視角與創新：海洋史書寫的新思路在談及面向公眾寫作的話題時，簡要回顧了《人海之間》創作經緯的楊斌認為，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非學術著作的寫作，都要秉持一個重要原則，即“對讀者友好”，因此在寫作過程中，他也要求自己盡量寫得有趣。李伯重指出，《人海之間》選取的“人、船、事、物”論述視角，突破了常規的史學套路，對海洋中國做了非常全面的概述；同時舉了很多鮮為人知的生動事例，對社會大眾來說具有很強的可讀性。宋念申認為，好的歷史著作既可以是很學術的，也可以是很通俗的。《人海之間》中沒有一個腳注，但是它所引用的材料、透露的史觀，站在了今天的史學前沿；而全球史寫作的“社會學視角”，則帶給讀者超越傳統歷史寫作的新思考。周思成提到，《人海之間》沒有采用宏大敘事，而是選取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點，把這些點串聯起來，能夠感受到這本書的溫情。在討論過程中嘉賓們提到，《人海之間》這種帶有全球史性質的關于海洋中國/海洋亞洲的書寫，是否會削弱中國自身的主體性。楊斌對此解釋說，海洋中國并不否定陸地中國、草原中國，而是把中國放置于海洋世界中加以審視，更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的多樣性與豐富性。譬如，書中對于明清之際海洋中國的著墨不多，卻對評價不一的新清史學派的觀點構成了某種修正。如果說新清史強調了古代中國的“內亞性”，即草原和馬，那么《人海之間》則描繪了古代中國的海洋性，即大海與船。而在大海與船之間，作者構造了人與疆域、歷史與現實的全新關系。《季風之北，彩云之南：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》書封在活動現場，嘉賓們還提及楊斌的另一新作《季風之北，彩云之南：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》，并剛好與《人海之間》形成有趣的對照：一則是由內而外的云南/邊緣視角，一則是由外而內的海洋/域外視角，然而無論云與風、人與海，又或是內與外，楊斌在作品中所指向的，無疑都是他投注了沉思與深情的，那段漫長的歷史和那片廣袤的疆域。
